重庆公务员周荣焱讲述“被精神病”的12年，称下一步将追究相关官员责任

语速很快，尤其在提起一些法律条文时，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心思缜密，逻辑性强，在一些事情细节提醒上恰到好处——电话那头的周荣焱，给人的印象，更像一个智商很高的法律人士。

过去10多年间，他两度被单位强制投放进精神病院。其间，他用900元“收买”了在医院打工的泥瓦匠——这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从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被关押96天的这段经历，给他的身体上留下了烙印——与人交流时，他的手边上会放着纸张和一支笔，“一个人名要刻意记上三四十遍才能记住。”

12年，4380个日日夜夜。88份判决书，10万字的申诉材料，一纸“正常人”的宣告。这些枯燥的数字，浓缩了周荣焱31岁到43岁的人生轨迹。

“我希望自己现在才25岁。”与早报记者交流时，周荣焱偶尔也会开玩笑，乐观的性格里透露出几丝无奈。

1998年，因为分房一事得罪了领导，31岁的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局公务员周荣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关了96天，在被迫逃亡，不断上访、申诉、索赔12年后，最终打赢了这场“被精神病”官司。

他说，只要有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精神病人”，或者是简单的“疯子”两个字，“就可以毁掉你的一生，它就像射进你身体的子弹残留下的弹片，只是，它永远地抠不出来，陪伴你一生，直到进火葬场的那一刻”。

略微停顿后，他略有所思，喃喃地说，“也许，我只是幸运的另一个。”

“常梦中惊醒，法院来抓我”

东方早报：当初因为什么事得罪领导的？他们如何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

周荣焱：1998年实行房改政策，单位把有产权的房子出售给员工。我们单位当时有5套房子，有七八个人来要。如果按功劳和资历，我排第一。我大学本科毕业，工龄也有八九年了，又是主任科员，其他几个都是刚从技校毕业的“小娃娃”，十八九岁。但是，领导说，不能成套成套地分，只能平均分。我不服气，认为这违背中央和重庆的房改政策，就给巴南区纪委吴书记写了一封举报信，后来这封信转到了被举报人（巴南区农牧局刘局长）手里。领导知道我告状了，就开始整我。说我侮辱诽谤他，还到法院去告我。

1998年9月17日，区法院和农业局11个人把我住处围了起来。两个法警过来问我“你认识周荣焱？”我谎称周荣焱出去了。后来我到局长办公室找他理论，他悄悄出去了一下，回来后不久，法院就开了辆能载30人的车把我抓走了，说我诽谤领导，并送到了重庆市法医验伤所，尽管人家不认为我是精神病，我还是被投进了重庆市巴南区精神病医院。

农业系统的那些干部只懂些农业政策，他们恐怕想不到这招。我后来听一些朋友侧面说过，那几年各地也有一些“不听话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

东方早报：你得罪的是你的领导，法院为何会参与这个事？

周荣焱：我也得罪法院的人了。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对法律感兴趣，帮人家打过一些官司。这几年，我免费帮群众打过约400个官司。我有证据，有人家写的委托书，有的判决书上的“代理人”一栏也是我的名字。也跟法院领导闹过矛盾。还有，我们单位领导也可能与法院的人勾结。这也有证据，当初我们单位和法院的人共同派员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时，是我们单位开的介绍信，他们还给精神病院写了个书面的东西，叮嘱医院：我“进出院事宜由巴南区人民法院或者区农牧渔局联系办理有关手续”（注：早报记者查阅法院相关判决书，该细节得到证实），否则，就是我家人要求，也不能出院。

东方早报：你后来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怎么做到的？

周荣焱：我是研究法律的，进了精神病院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找机会逃出来，否则不是精神病，也被他们整出精神病来了。他们买通精神病院院长付某某，长期对我残忍折磨，还唆使精神病院的疯子对我拳打脚踢以取乐。

住院时，我认识了一个在这个精神病医院做泥瓦工的人，托他给我家人带一张纸条，让家里人来救我。我给了他900元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家人又托关系，花了好几万元，帮我向精神病院“请假”（注：此情节得到法院判决书佐证），然后逃出去了。后来医院又通知我家人，要把我再送进去。从这以后，我就开始逃亡了，不敢在巴南呆，甚至不敢在重庆呆，就怕他们再把我抓进去。当时送我进精神病院的人有我们单位的，也有法院的法警，根本没通知我家人，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我的病历上，医生问“家族病史”，我们领导回答说“祖宗以来每代人有一精神病患者”（注：法院判决书已佐证此细节），医院也信了。

逃跑后整整七八年，我全国各地跑，经常半夜从梦里惊醒，梦见法院来抓我！那时没钱，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吃剩菜叶子，基本没吃过肉、没见过什么油水，我的饭量又奇大。有一天我给一个小餐馆老板3元钱，说：“你不要放油，也不要放佐料，给我弄点盐，多给我煮点白菜。”狼吞虎咽啊，人家都围上来，说怎么跑来一个逃荒的！

“从未无助，也没消极过”

东方早报：你是31岁被关进精神病院的，10年后法院才宣告撤销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判决（恢复正常人）？这10年，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怎么应付？

周荣焱：我从来没有过最无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有，但消极情绪一点没有。我的抗压能力非常强！换成其他人，多少人都被整成精神病了！我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大学时我一个人的借书证根本不够用，看了很多很多书。我毕业后，刻意接触不同群体，分析他们的心理等优点，提高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而且要把那些犯罪的人绳之以法！这是我的信念。

东方早报：你的案子之所以能翻案，主要得力于检察院，他们为什么帮你？

周荣焱：我不放弃自己，一有机会就写信、上访、控告，给检察院写信，各级检察院都有。逃跑时也是这样。2000年正月初一，我给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发了封5000字的电报，向他申冤。我是特意选在这个日子的，想引起韩杼滨的注意。

我对自己有信心，有几个原因。对方没有一丁点的证据来给我扣上“精神病”帽子，这早晚都会翻案，这个国家总有地方讲理的。有些违法犯罪分子，把我这个正常人投进精神病院，他们是犯非法拘禁罪和报复陷害罪的。他们给我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就是怕我到处乱告状。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了“精神病”，他说的话，还有人相信吗？这是他们的策略，釜底抽薪，我也以毒攻毒，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即使不能马上追究，也能帮我洗刷冤屈。

也许有人不相信，我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在我们的政法队伍中，既有个别腐败分子，也有一些人，他们有着对法律的信仰，有着贞洁感，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自己掉乌纱帽也要跟一些腐败分子作斗争。我比较幸运，遇到了这样的人。

“以合法的野蛮对抗”

东方早报：我看到你2007年3月份在网上发的帖子《致全国网友的求救信》。那时重庆市检察院已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但最基层的巴南区法院似乎就是按兵不动，当时没有重审的打算。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绝望？

周荣焱：我从没有绝望的时候。和法院较劲，也要讲究策略。在重庆市检察院对市高院提出抗诉后，市高级法院曾给市第五中级法院发出批示。其实，市高院领导还是很重视这个事的，当时多个主要领导作出批示，甚至到巴南区法院来过。但巴南区法院就是按兵不动。他们的一个院领导很得意地告诉我：“上级法院是口头指示，我又没看到文件”。

我又想办法让市第五中院的承办法官把高院的批示传真给了巴南区法院的领导。可是，区法院领导说，那是法官个人传给他个人的，是私人文件，是私对私，又不是公函。我又再想法子，让市第五中院的人发了一个公函给巴南区法院，且是机要文件的形式。可是，区法院还是不给我翻案！

你野蛮，我也野蛮。我以合法的野蛮对抗违法分子的野蛮，我打印了几十封公开信，点名道姓地辱骂区法院的院长，还把这封信向法院的每个办公室都塞一份。第二天早上，院长给我手机打来200多个电话，我没接；发了10多条短信，我也没回。大概意思是说，对你的事情，组织上已在研究，我们正在办理。后来，我的案子就重审了。

东方早报：你工作恢复了吗？现在最紧要的、最期盼的是什么事？

周荣焱：我一直是公务员。虽然我被他们停职了8年，但后来依据法院的判决，单位对我进行了赔偿。包括精神病院也对我进行了赔偿。这明明是一起错案（已被纠正），可是，那些迫害我的官员却没有受到处罚。他们有的退休了，有的还升了官。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我的责任。他们现在还不承认自己犯了错，他们认为是法院判错了，而他们是“出于好心”、帮我们家人垫付医药费，让我住进精神病院。